本文摘自天下文化《超越AI的思考架構》未經同意請勿轉載、摘編
「思考框架」三大原則：可變性原則
馬斯克（Elon Musk）創辦的 SpaceX，便是一家把可變性原則應用得爐火純青的企業。SpaceX 是研發可回收火箭的先驅。可回收火箭一直是航太工程師的夢想，也是科幻小說裡的常見載具。但在 1960 年代和 1970 年代，航太總署科學家的想法是讓火箭加上機翼，能在返回地球之後，像飛機一樣著陸。
當時所假設的限制條件是「火箭的回歸需要靠空氣動力學的升力」。這種想法也就催生了外形類似飛機的太空梭—這後來還催生了懸掛式滑翔機，相關技術是由航太總署的工程師羅加洛（Francis Rogallo）於 1960 年前後發明，原本是做為將太空艙帶回地球的方式。
然而，這些機翼巨大而沉重，空氣動力學的升力大小又得視機翼的尺寸而定。機翼愈大雖然升力也愈大，但在發射時也會增加重量、體積和阻力。考量到這一切限制後，最後的太空梭系統是個有問題的折衷方案，需要有一個附加在外的巨大油箱，只能使用一次，而且太空梭主體的滑翔能力也相當有限。航太總署把自己限制在空氣動力學升力的條件下，也就只能想像出很傳統的機翼與降落傘的設計，並相應帶來了所有的缺點。
相較之下，由於各種創新突破（特別是在感測器與運算能力方面），SpaceX 的想像不再限於空氣動力學的升力。雖然也像航太總署以減緩火箭的下降速度為目標，但是SpaceX 改了方法，希望能重新點燃第一節火箭的發動機，採直立方式降落。
SpaceX 的想法是：別再管空氣動力學的升力了，就靠火箭的動力吧。這件事的大膽之處，在於需要重新點燃引擎，也得保留足夠的燃料來減緩火箭下降的速度（而且燃料很重，所以不能留太多），並且還得有控制系統讓著陸過程穩定。
太空梭本身的實體結構十分複雜，而 SpaceX 獵鷹火箭第一節的實體結構相對簡單，但搭載了複雜得多的控制系統。而且多虧了科技的進步，才能夠做到如此先進的控制。祕訣在於：要瞭解哪些限制是可變的。
雖然 SpaceX 也接受「火箭降回地球時必須減速」這項設定，卻選擇了不同的處理方式—不是靠機翼，而是使用內建的火箭引擎。正因為 SpaceX 的工程師鬆開了其中一套可變的限制，才看到新的可能，並研發出獵鷹系列的可回收火箭。
像 SpaceX 火箭控制系統這樣的科技革新，就可能讓過去無可改變的限制，開始具備可變性（雖然科技本身也是思考架構的產物）。要選擇改變哪些限制的時候，根據可變性原則，應該要先挑出各種我們能夠影響的要素。
如果希望反事實能發揮作用、讓夢想成真，該調整的並不是那些我們本來就該遵守的限制（例如經理手頭的預算，或是主廚能運用的烹調時間），而是調整那些能透過行為或選擇而改變的限制。這樣一來，夢想成為現實的可能性也就更高。
從日常生活到戰場決策，洞察可變性的本質
可變性原則並不完美。對於哪些事情可變、哪些又不可變，我們可能會出現誤判。然而這套原則有一個很大的優勢：能讓我們把推理的焦點放在那些我們有能力影響、更改、或塑造的事物上，幫助我們看到選項，採取行動。
像是要趕到城市另一邊開會卻又快遲到的時候，我們只會認真考慮該搭地鐵還是計程車，而不會想像什麼很科幻的懸浮列車。對 SpaceX 來說，他們就是認真考慮該用怎樣的工程方案，以減緩下降速度。對以色列指揮官尚龍准將來說，恩德培行動就是必須準備「遭遇烏干達部隊的阻撓時，該如何作戰」的方案，而不會打算在戰火正盛的時候，去說服對方棄械投誠。
我們常常認為人類的行動具備可變性，那是因為以因果認知觀點來看，我們相信人類具有能動性，也就代表人類能對自己的行動有所控制。同樣的，我們也相信人類的行為是會改變的，而且認為我們能夠形塑他人的行為與行動。我們的思考架構會主動關注著人們的各種行動，而這點是利非弊。同樣的，如果能注意有哪些限制條件是操縱在我們手中（意思是那些條件具備可變性），也就有助於我們找出調整起來最有利的限制。
實驗中，研究人員發現了一種有趣的小麻煩。我們或許以為人類的活動有很大的彈性空間，但在做反事實思考的時候，你想像得到的行為改變，多半都還是落在多數人所接受的社會規範以內。例如開會要遲到了，但等計程車的人大排長龍，這時候我們或許比較會想到掏出手機，改叫 Uber，而比較不會想到要直接插隊到最前面。
當然，至少在原則上，社會規範是能夠改變的，而且確實也會隨著時間慢慢改變。但在我們的反事實心理實驗室裡，那些反事實卻常常受到約束，我們常會覺得規範都是固定不變的，而且自己無力改變。原因可能出自人類的社交本質：為了合群，就會使我們不去想像那些會讓自己遭到排斥的行為。於是，我們繼續乖乖排隊等計程車。
多元化策略之一：擁抱變化
社會如果能培養出思考架構多元性，便能讓各式各樣的觀點都繁榮興盛。可行的策略有四種，前兩種在個人層面，分別是：擁抱變化、運用教育；後兩種在社會層面，分別是：鼓勵遷徙、容許摩擦。讓我們逐一討論這四種策略。
首先是擁抱變化。這指的是要主動追求不同觀點，而不只是被動希望它們自己出現。同時，也要把「觀點眾多」看成是值得高興的事，而不是生活中應該避免的狀態。簡單的一句「對這件事，我有另一個角度的看法」，一方面能點出雙方的差異，但一方面也是尊重彼此的觀點。
這也就能證實，即使有不同的思考架構，仍然能享受互動帶來的豐富成果。這也代表著接受每個人的認知並非同質，而且社會上能有各式各樣的心智模型，正是文明進步的象徵。
在美國，同性婚姻的推動者就用巧妙且細膩的方式做到了這一點。在 1995 年，支持同婚的美國人只有四分之一，但到 2020 年，數字已經來到將近 70%。究竟發生了什麼事？一部分原因在於社會人口統計上的變化：夫妻生的小孩比以前少，於是讓婚姻的重點逐漸從生育下一代，轉向兩人之間穩定的關係。但也還有一些更深層的原因。
從 1980 年代起，同志權利運動一直把婚姻當成核心議題，也一直把爭取這種法律權利當作重點。然而，同志權利運動就是沒有獲得顯著的進展。保守人士高聲怒喊：「上帝是創造亞當與夏娃，不是亞當和史蒂夫！」尼克斯（Kevin Nix）是「婚姻自由」（Freedom to Marry）這個組織的溝通策略主任，他解釋道：「當時那種法律思考架構，講的是權利，但就是沒有效。那種架構缺乏想像、太唯物、沒有說服力。」
站在他人視角理解事情核心，將想法轉化為具體行動
到了 2000 年代初期，尼克斯等人仔細研讀各種輿論數據、民意調查與焦點團體的意見，想弄清楚大眾為何還有疑慮。尼克斯說：「對於那些民眾、還有從前的反對者，我們得瞭解怎樣用他們的思考模式來談，設法讓他們成為我們的一份子。我們最後選定了一個價值觀的架構，鎖定大部分人結婚的原因：愛、奉獻、家庭。」
換言之，「婚姻自由」組織改變了他們對同性婚姻所強調的特性，不是視為一種自由或權利，而是對愛的表達與承諾。這是一項決定性的轉變。他們請來各行各業的同志證明這一點。他們也請了第三方來做「認可」，像是請異性戀父母來捍衛他們孩子的結婚權。他們投放廣告，也將論述放進政治媒體、名人新聞，或插進電視新聞的字幕跑馬燈。
他們並不是要推翻或破壞他人對世界的觀點，說只有自己的架構才「正確」；他們只是要讓大家知道，世界上有許許多多不同的架構，而且都同樣正當。於是，他們把同性婚姻放進許多異性婚姻同樣使用的「愛與承諾」的架構。
他們成功了。2011 年出現了黃金交叉，美國支持同婚的人數正式超過反對的人數。講到同婚，只有 14% 的人會說到這是一種自由，而竟然已有 32% 的人會說這是一種愛、一種人類的情感。
2015 年 6 月 26 日，聯邦最高法院裁定憲法保障同性伴侶結婚的權利。這是一項重大的社會勝利，而且並不是靠著強迫民眾接受某種特定的思考架構，而是在於一項見解：一個多元社會的重要基礎，就是讓各種心智模型能夠共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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